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浅析

在中国，近十年来（2015-2025），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已经成为塑造舆论环境的一种重要力量，从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我们网上冲浪时的体验，当然，在我这里，主要指的是负面的体验。而这也正是写作本文的契机，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在本文中，我想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 它反映了怎样的集体心理？
• 这种潮流未来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近十年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脉络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民族主义思潮泛滥”这一判断作一些简单的说明，从几个领域梳理一下其从隐至显逐步发展的脉络。

（1） 对“过洋节”的抵制。在本世纪前十年，偶有知识分子呼吁，但从未形成主流思潮。2014-2015年间，一些高校和地方出现零星抵制活动。2017年是个关键转折点，中央发文强调传承传统文化，隐含了不鼓励的态度。随后党建媒体跟进，强调党员干部不应过“洋节”。由此大规模抵制过洋节的情况迅速从高校、各地党组织铺开，地方政府也参与进来，一些地方出现利用行政权力限制商家圣诞装饰的情况。后续的发展就和许多政策一样了，虽然没有明文限制，然而已经在人们心中竖起一道隐形的墙。“怕麻烦”就足以打消人们组织或者参与的念头。

（2）主旋律电影的爆发式发展。2016年《湄公河行动》票房突破10亿，2017年《战狼2》票房突破56亿，成为现象级作品，自此开启“主旋律大片”时代。《红海行动》（2018）、《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延续势头，票房均超30亿。2019年国庆档三部主旋律片累计超48亿，证明其市场号召力。《长津湖》（2021）票房超57亿，超越《战狼2》登顶影史冠军；续集《水门桥》亦表现强劲。系列如《我和我的父辈》持续高产，主旋律票房占比近十年翻近20倍，头部影片（如剧情、动作类）主导市场。

（3）科技领域的爱国营销，尤其是手机市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手机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也是人们日常接触的科技含量最高的工具。由于起步晚的原因，中国的手机厂商主要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修改定制后搭载在硬件上。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手机市场竞争极其激烈，众多手机品牌涌现和消亡。手机品牌间主要依赖性价比和技术创新竞争，从快充、轻薄、外观、音质、系统可玩性等方面吸引用户。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及华为受制裁后，爱国营销迅速升温，“备胎一夜转正”等神话传说面世，华为被视为“民族科技旗帜”，市场份额大幅提升。随后小米等厂商也以“新国货”等宣传试图跟进，但由于企业基因不对，影响很小。2025年爱国营销虽然已经基本退潮，不过手机圈的舆论战争力度没有丝毫减小。

以上现象更多发生在商业领域，但各个现象之间仍然稍有不同。

以过洋节为例，人们过节主要是为了休息和庆祝，和朋友家人寻找乐趣，因此节日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相比节日冠以什么名头，人们更关心有假期没有、是否有什么有趣的活动。近十年来，线下消费大幅萎缩，线上消费飞速增长，可以推断，即使没有抵制洋节的活动，这种以线下活动为主的商业庆祝也会大幅减少。

再说说电影领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以给人以情绪上的刺激，使人体会到一种激昂、向上的感觉。然而，如果电影本身的剧情、制作太差，同样也不可能吸引观众，主旋律电影能有如此的成绩，不能仅说是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它也体现中国电影业技术上的一些进步。

至于科技领域的爱国营销，这是三种现象中最为让人感到难堪的一种。科技领域以产品为标杆，高科技产品是人类理性运用的极致结晶。然而在铺天盖地的爱国营销中，情绪消费可以释放在虚无缥缈的对象当中。不管是鱼目混珠的宏内核、微内核之争，还是指鹿为马的自研 UI 和自研系统之辩，又或者是借来山海经里的种种奇珍异兽，还是原生、纯血的进化之路，都只是一场又一场可笑的闹剧。但人类社会也一再证明了，虚无的情绪可以转化成现实的金钱，而这金钱还有可能转化成真实的科技产品。因此，虽然从道德上讲，那些反智营销肆意捏造术语、欺骗无知民众，是极其无耻的行为。但是从最终的效果来讲，确实使得有形地大手借此达成了某些阶段性地目标。

为什么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开来

世界上的事情彼此之间都有着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广泛普遍存在，就造成我们分析和处理这些关系时所取得的主次、顺序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利太少，因此那种认为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是由于民众自发组织、自发行动、彼此共鸣而造成的幼稚观点，根本不值得讨论。

以下从意识形态和资本扩张两种角度尝试给出解释。其中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又是我们在网上最经常看到的观点核心，民族主义和它实际上构成了红花绿叶的关系，故而放在前面首先论述。

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

如果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我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正在重现当年美苏冷战两极争霸的情况，这种斗争一定要决出你死我活，不到一方失败绝不停止。

在这种角度下观察，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其中一个阵地的情况，其旨在唤起人民团结，共同应对外部的政治、军事威胁，并为可能存在的武统台湾战争做准备。这十年间，中国军备的大发展，也是为了同样的目标。

的确，如果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么所有的事情也可以得到解释。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关键的缺陷，那就是在对待中国的直接竞争上，美国和欧洲之间表现的态度差异。特朗普在两任任期内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而美国的西方盟友们态度前后却有变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西方盟友视美对华贸易战为中美双边事务，倾向默许或中立，以维护对美安全依赖。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由于美国关税直接针对盟友，导致西方盟友态度从观望转为公开批评和疏离，盟友寻求战略自主、与中国有限接近，并强化区域贸易协定（如欧盟新贸易协议）。

美国这些西方盟友的态度以及态度的变化，正是我们否定前述论断——“冷战重现”的关键。今天的世界用“多极化”的格局来描述再正确不过，显然世界上已经并没有一个什么西方民主阵营，也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阵营，没有什么美国阵营，更没有什么中国阵营。没有哪个国家会再相信并试图实现“赤旗插遍全球”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哪个国家相信其他国家会试图这样做。

正因如此，在2025年的今天，如果还有人说什么白宫设立“共产主义周”意在将美欧重新团结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之下，那也就只能认为他在痴人说梦了。这种事在今天所能达到的效果，只具有某些较小程度上的心理上的意义，也许大概可能对美国的社会团结会有一些聊胜于无的帮助？

资本扩张角度的解释

刨除掉“意识形态斗争导致冷战重现”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就会自然联想到更加有解释力的理由——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资本在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张的一个结果。更深入点说，是政治权力为资本扩张保驾护航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如果想要从历史上找到相似的情节来更加形象地说明，那就是17-18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为保护和扩张本土毛纺织品贸易，而分别对荷兰和法国发起了战争。

在17世纪前半叶，荷兰凭借先进染整技术和城市化生产（如莱顿、哈勒姆等中心），在轻纺毛织品质量上领先，常从英国进口半成品白胚布后加工再出口，以此形式赚走了大部分利润。于是英国于1652-1674年发起英荷战争，旨在夺取贸易主导权，战后荷兰影响力逐渐衰弱，英国逐步取代其位置。

法国则是18世纪英国毛纺织品的另一重要竞争者。其在奢侈和高品质毛织品（如诺曼底和朗格多克地区生产）上具有优势，质量常被视为优于英国粗纺产品。七年战争（1756-1763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封锁法国港口，重创其纺织出口，进一步巩固英国优势。

说回中国，随着中国国内资本的不断聚集和扩张，自然有着追逐更高利润，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冲动。

为此，中国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到2025年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在自己严重落后的领域，如何才有可能和起步甚早的对手竞争呢？

这显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研发，而且要有足够的市场。在自由市场的前提下，后发国家生产的产品不管是成本还是质量，都和国际先进产品有着巨大的差距。别说迎头赶上了，连一点竞争的想法都不可能有。

但英国早为中国打了样——产品力不足没有关系，只需要做到两点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 对内，实行本土保护主义，禁止或限制外来商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 对外，发动战争，打击竞争对手的生产和销售通路。

当前的世界环境显然并不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而即使想要实行本土保护主义也不能像资本主义的草莽时代直接一纸禁令了事，否则一方面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摩擦，另一方面也使民众感受到自己选择商品的自由被限制。

因此，在这条既定的发展道路上，占领舆论高地是基础，引导民族主义是手段，两方面共同发力，以达成限制外国商品的目标。如此腾出国内市场，使中国企业占有国内市场利润，逐步引导产业资金聚集和研发，也为向国外市场进军打下基础。

如果我们把这种发展路径和“大炼钢”运动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今天的执政者在产业发展上的理解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实际上，也正是由于中国近四十年来，执行着理性到冷酷无情的经济发展思路（理性不是说不会犯错），才把中国打造成了这样一台高效运转的经济机器。在如此人口基数上，实现如此的资本扩张速度和规模，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实际上，在这制造业转型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就有意无意地走过了类似的历程。如果不是在2009年前后通过防火长城，将谷歌大部分服务、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国际主流互联网平台封禁掉，2012年以后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爆发式发展的时代，就不会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等一大批本土互联网公司涌现出来，并成长壮大到今天的规模。

不仅如此，防火长城对国外平台的封禁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实际上使那些国际先进的制造业企业品牌在本土网络平台上根本没有任何舆论防御能力。

三星仅因galaxy note 7一款机型的事故处理不当，市场规模就立刻大幅萎缩。苹果在国内平台上也常年因为和安卓阵营的对立而产生各种舆论风波。特斯拉汽车被引进中国，也在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有所发展后，常年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过硬的产品力和严苛的质量保障给了那些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类企业底气，那么它们绝对无法在中国市场立足，毕竟客场作战一向增加难度，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谣言黑稿到处乱飞却很少受到干预，比如在黎巴嫩 BB 机爆炸事件后，大量“苹果炸弹”、“特斯拉炸弹”的反智言论就冒了出来，相关视频至今在各大平台上仍能搜到。

民族主义兴起反映了怎样的集体心理

回顾新中国立国前后的历史（1940-1956），推翻“三座大山”（也即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主义）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口的核心口号。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官方意识形态提法中的斗争性质大大削弱，经济建设作为核心发展目标为全民所知晓、所认同，但历史惯性和人性需求的影响对社会意识的塑造力量仍然十分强大。

这可以体现在：

• 中国教育体系对近代史的耻辱叙事，贯穿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过程。
• 中国电视平台上，抗日相关电影、电视节目长期占据着人们的视野。
• 中国的网络平台上，斗争叙事、仇恨叙事总是轻而易举地刺激人们观看，进而被流量机制推上前台。
• ……

历史惯性较容易理解，成长在什么年代的人，自然会由那个年代日常的语言文字而烙印下当时的印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也就将这些思想烙印，或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传播给下一代的人。

关键来说说人性需求这方面。

人性的需求

人性的需求就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就是人性的需求。

第一，人性本身喜爱斗争

这一点是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性别的人类都共同具有的特性。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时间，也会随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街边发生斗殴事件，往往会引来一堆人驻足围观，这是例一。

在影视作品中，中国人年年和日本人、美国人做着没有尽头的斗争。美国人当世无敌以后，就开始和外星人打仗，《复仇者联盟》《变形金刚》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日本人则常年转生异世界，进行着无休止的勇者斗魔王的故事。这是例二。

在网络平台上，不同喜好、不同价值观的圈子组成各种小团体，党同伐异，甚至上演出间谍大战等各种离奇的故事。这是例三。

种种例子不胜枚举，究其原因，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让人深感难熬的斗争，人们只是在各种有张力的斗争故事中看见了自身。

假设外部有着可能的敌人，那民族就会自然把它当作敌人，假设外部没有敌人，那民族要么虚构一个敌人，要么从自身分裂出一个敌人。

第二，人性喜欢美好事物，但不喜欢努力

环顾我们周围的世界，拥有天才智力或者高尚情操的人几如凤毛麟角，更多的人都是那么平凡而普通。

为了有理由能为自己低劣的智力和道德素质粉饰一番，人们就从与自己有关的各种集体那里窃取来不属于自己的美好素质，仿佛那就是自己的品质，并为之沾沾自喜。

如果一个人有着基本的理性，那么他就会明确认识到以下道理：

自己所在的国家或民族，有那么一些天才人物做出了伟大的成就，并不等于自己就伟大了。

天才发现的真理、天才发明的技术、天才阐述的思想、天才创作的艺术，不经过艰苦的学习和领悟，是不会自动跑到自己脑子里的。

如果自己艰苦学习以后，发现自己竟然学不会，那更应该想想感到羞耻是不是比感到自豪更加合理。

当然了，更广大的人们，连学习的兴趣都不会产生，只当天才们说过、做过，自己也就与有荣焉了。

这世界上的天才终究只是极其少数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既认不出天才，又见不到天才。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把以上心理推而广之，以摆脱没有天才人物可以沾光的窘境（人类的大脑只在这个时刻才显得那么灵光）。

由此就有了：学生会说我们班成绩多好、我们学校多么有名和重要，群众会说我们村、我们县、我们省出了个什么大人物，公司的职员会说我们公司取得了怎样的市场地位，组织的成员会说我们组织领导了什么伟大成就，国家的一员会说我们国家发展如何迅猛，民族的一员会说我们民族历史上如何辉煌，某一人种的人会说我们 X 种人如何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

总而言之，人们就在这种虚幻的自我欺骗和虚荣心当中获得了真实的快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把各种层次的集体荣誉感视为某种精神鸦片也未尝不可。

民族主义——最高层级的集体荣誉感

不过，如果缺少了这种精神鸦片，人们又还怎么可能并不排斥甚至心甘情愿地给自己身上套上一个又一个集体的标签，并果真为着集体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呢？人类社会也就确乎不能构建任何稍大一点的组织，而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永远循环下去。

庄子所说“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在人群中是一个极少能有人达到的精神境界，也正因此，今天地球上的八十亿人才有可能组织在同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下进行分工合作。

相较于只能停留在国家历史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能使人们在幻想中将自己个体意志延伸到了时空的另一端，而这延伸的长度则视文明的长度而定，由此便诞生了一种更超越爱国主义的荣誉感。

第三，人性喜欢音乐与壮美

相对于前两点，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理解，然而却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音乐的本质与魔力

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教化”作为核心的政治理念，说明当时的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了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作用。《论语 · 宪问》中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仍然没有否定礼乐的作用。

如果我们试试观察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家、宗教，会发现它们无一不具有自己独特的乐器和音乐形式，而其他的艺术形式没有一种能够像音乐的存在如此广泛。

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叔本华的哲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音乐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是因为它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化，是在表象世界中唯一能够直接表达和触动个体意志的手段。更直白点说，所有明晰或混沌的感觉形式都能够在音乐中找到表达，明亮或阴暗、黏腻或干爽、甜美或苦涩、愉悦或痛苦、秩序或混乱……。

至于更复杂的感觉则是宗教和国家的专属，宗教向音乐索取的是神圣感，国家向音乐索取的是奋进感、壮美感，而为两者所共同需要的是庄严感。

正因为音乐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能够直达人心，直接唤起所需要的对应的感觉，人们才会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场合广泛地使用音乐。在今天这个流媒体无比丰富的时代，音乐的这种魔力经由抖音 / Tiktok 的全球爆火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证。

音乐作为手段

当音乐作为一种手段被国家利用时，在两种场景下达到了最为极致的效果。

首先是电影。音乐作为最有力的艺术形式，和电影这种最为精巧的艺术创作，一经结合，必然取得惊人的效果。

在那些爆火的主旋律电影中，音乐将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融合，显著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深度、市场号召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不管你持有何种政治观点，在那种全方位的听觉和视觉冲击下，什么其他想法都不会出现，你会感受到灵魂的战栗，并由内而外地激发出一种壮美所带来的愉悦感。

除了电影，另一个具有穿透性感染力的场景，就是阅兵式。

不同于电影在舒缓和紧张之间来回摆弄观影者的情绪，阅兵式由持续的一环接一环的有节奏的冲击构成。国家意志的严谨和理性，由一个又一个意志坚定、整齐划一的士兵方阵体现出来，国家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以目不暇接、不知根底的高科技装备的形式体现出来。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具有怎样的立场，在音乐的渲染中，面对这样庄重肃穆的场景，都不能不为之深深触动。

音乐响起时，个人的意志就退场了，场上剩下的唯独只有那音乐中的意志，并且准确无误地被所有人感受到。这样一种最具强制性的力量，当然也是和国家的地位及力量最相匹配的艺术形式。

国家作为民族意志的代行人，乐于见到人们为这民族而骄傲、欢呼，民族主义也就随时都有被运用的可能，至于要不要真的运用，则视国家目前的需要而定。

人性弱点与民族主义兴起

至此，以上三点就讲完了，这三点从根本上分别对应着我们人性中的好斗、虚荣和生存意志，这样的人性弱点根植于我们的存在本身当中，因此是我们根本无从抗拒的力量。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又有着特殊屈辱历史的大国，不管何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经煽动，便会熊熊燃烧，即使只是作为手段也是如此。若非如此，早在上世纪，中华文明就已经亡于日本之手。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本上指的就是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火。

这种思潮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国家要求民众作出无限度的牺牲，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并不能被无限度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一句话就很应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

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力量和社会资源相对民众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民众根本没有任何博弈的手段。因此，“在沉默中爆发”这一项就是伪命题，至于是否会“在沉默中灭亡”，那也只能看统治阶层的执政风格是否发生变动。

这和历朝历代中国人都在渴望圣君明主的局面何其相似。正因为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力都被严格限制到最小程度，所有的变革也只能自上而下发生。

国家要求牺牲什么

国家作为一种最宏大的集体概念，可以和那些信众最为广泛的宗教组织相提并论。信仰国家和信仰宗教在此意义上等同。由于单纯作为一个概念，国家几乎和神一样自足，个体的奉献无论多大，相对国家整体就几乎和相对神一样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国家要求的就不仅是奉献，而是自愿的牺牲，正如同神所要求的献祭，在此，无神的宗教也好不到哪儿去。

修女、和尚、尼姑献祭了自己的性欲，信众献祭十分之一的收入，有神的宗教要求神职人员禁欲，无神的宗教要求人们斋戒，大规模的祭祀或法仪则是各种宗教的普遍现象，在更原始的宗教中，甚至向至高的存在献祭自己的身体组织或器官。在向民众要求极端爱国主义的国度，民众也需要自愿献祭出自己美好的东西，以表达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自不必说，因为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国家索要更多——那更重要的、属于人自身的东西，就像虔信者自愿奉献给神的那些。于是，人们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欲求，牺牲自己的品味……。

在最没有权利、最不受保护的人群，也就是学生那里，全社会一同给予最严苛的压迫，让他们自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其中最受压迫者，竟然连自由大小便的权利都被取消。

这种压迫在历史、文化、社会、生理、家庭以及个体生存层面能够找到诸多的理由以支撑其正当性，罗列如下：

• 为民族复兴、国家崛起贡献力量。
•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社会竞争激烈，努力学习打好竞争基础。
• 青年时代具有最好的记忆力和专注力，最适合学习。
• 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技能，才能有谋生手段。
• 将来找份好工作，才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长久以来，学生就是如此承受着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诸多方面的残酷压迫，学生群体的痛苦和焦虑在所有人群中是最为广泛存在且能够轻易被感知的。他们总要试图为自己的这种痛苦寻找一种解释，但这对他们远远未臻成熟的头脑却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整体越来越严重，精神疾病发病率上升，学生群体内霸凌现象频发，学生群体和学校管理层之间冲突不断，有些极端情况下还会有家长参与引发群体性事件。

学生，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在这里，这一点并不被认可。诸多精神压迫之中，让学生反复感受和沉浸在民族屈辱的痛苦当中，是最为残忍的一种。因为学生的心灵还没有发育健全，而民族这个概念的分量又是多么地沉重。

民族主义的旗帜还能挥舞多久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一个不适宜生存的环境，首先会导致生物停止繁衍，然后是生物本身生存状态的恶化，再然后是种群大规模的消亡，直到环境有所好转，才有可能走向恢复。

当前对以上判断有所验证的，一是人口方面中国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二是社会上精神疾病患病率的上升，三是经济方面消费降级和需求收缩。

在这种环境下挥舞民族主义的旗帜，除了在网络空间上引得那些头脑混乱的人阵阵掌声和喝彩以及无良自媒体博主的跟风做作，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幅衰退了。

此判断的一个例证就是，在历次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民众的参与度和参与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 2005年，日本审定通过了右翼教科书（初中历史），并在那一年试图谋求入常，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激烈反应。三月到四月，国人在数十个大众城市举行了抗议游行示威，民间发起的大规模网络联署签名活动反对日本入常，不到一个月收集到了突破四千万反对票。
• 2012年，日本内部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由此再度引发中日关系危机。9月，中国爆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全国百余城市出现游行，部分地区还出现对日资超市、日系轿车的“打砸抢”暴力行为。
• 2023年，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引发了中国民众对环境的恐慌。社交平台充斥着对日本水产品的抵制，导致日料行业在华重创。
• 2025年，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表明立场，导致新一轮的中日关系紧张。至今为止，社交网络上仍然余波未散。

以上诸次情况，中国网民在网络空间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从主动发起者、到积极响应者再到被动接受者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二十年间中国网络管控的大幅加强，以及相对应的网民权利大幅收缩的缩影。至于在现实世界，那些由民众出于愤慨情绪而自发组织和行动的游行示威，则几乎销声匿迹了。

当官媒在网络空间占据了绝对主角的地位，民众就只能沦为看客，或者选择不看。不过，选择不看也比较难，因为所有的主流社交媒体的热榜和推送机制，会强制占据你的视野。

许多网络事件都有着类似的进程：一开始人们还很兴奋，后来逐渐感到厌倦，等到察觉那情绪推手的背后目的，他们就会变得排斥，继续强行给人们灌输，人们就被推到了对立面，而那推手则要遭到痛骂了。

结语

民族主义对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来说，其功效正在变得越来越弱。现实的经济社会因素会冷却被民族主义刺激而发热的头脑，人们不配合、不参与乃至不关心的程度逐渐提高，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

然而，如果期待民族主义会消亡，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事，因为中国至少还有数百万公务员会无保留地支持它，还有数千万党员会积极地响应它，群众中也有许多混乱的头脑从各个角度论证它。

综合以上所有论述，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了，那就是——民族主义仍将长期（二十年跨度）占据网络空间的主流舆论场合，人们会逐渐习惯那些宣传口号的存在，只是会自动地漠视它，就像人们理所当然地和劳动法得不到执行的情况共存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