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经三十一：“兵者不详之器”，请尊重生命

本章原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裕者弗居。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铦龙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七尘解

继三十章中对比了施政与用兵两件事的根本性不同后，三十一章中老子继续深入，阐述了用兵的原则和态度。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裕者弗居。

战争是不详之事，人们大多都会厌恶它，因此有道者不把自己陷于这种（必须用兵的）境地。

发起战争的原因大多数由于不同组织间的利益或观念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做出战争决定的是组织中的统治阶级，然而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更多是普通的战士和低等军官。

一个人越是处于社会底层，越是没有金钱和地位，那么战争对他的生存影响就越大。因而，理智的人们很少会喜欢战争。毕竟，即使贫穷又艰难地活着，也比被抓到战争上直面死亡恐惧要好一些，这是出自人们生存本能的自然想法。

不要剥夺人们生存的权利，一个统治者应该尽力做到这一点。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君子日常处事以左为尊，而在战争中诸多事宜却是以右为尊。这种礼仪上的区别就已经提示我们，战争和日常是完全不同的。战争是不详之事，只有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考虑使用这种手段。

（即使一定要用兵），也要以平静淡漠的态度对待。不要美化战争，美化战争是乐于残害人们生命的表现。残害生命的人，绝对不会被天下人认可。

本段再次说明，不可以残害生命，这是一个统治者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同理心，用兵只能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朝议、婚嫁、宴饮等等正式的场合，都是以左为尊位。而丧葬、军事等不详的事务中，人们以右为尊位。在军队中，偏将军列位在左，而上将军列位在右也是这个原则。

因此，用兵时，言行都应像在丧礼中那样肃穆庄重。即使杀戮了许多敌人，也应该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死伤而哀悼，即使作战获得胜利，也应该用丧礼的庄重态度对待这结果。

本段将画面拉到了具体的战役之中，一名有德行的统帅，应当永远呈现出尊重生命的态度，无论战争胜负。只有这样，士兵才会感受到自己是在被一个“人”带领着，而不是作了一头冷酷无情的野兽的爪牙。也只有这样，整只军队才是一只值得信赖的军队，一支有情有义的仁义之师。而那些矫揉造作、认为士兵蒙昧愚蠢、试图用一些小伎俩蒙蔽士兵的统帅，他们的人格底色轻易就会被士兵识破。

随想

春秋初期，各种战争、战役尚不十分酷烈，人们对同类之间仍然抱有一些同情、尊重之心。贵族阶层主导战场，强调“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作战往往有一定规则，例如不乘敌渡河、不攻阵型未稳之敌、不杀伤已负伤者等。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前638年）中，坚持不对未渡河、未列阵完毕的楚军发起进攻，充分展现了作为贵族的风范，我们也可从中一窥那更早之时“礼义”仍在人心的时代，人们的天性尚未被知识残害的时代。只是，即使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多少人还认为他值得尊重。

宋襄公在那场战争中落败，成了后世的笑柄，众人皆嘲笑他死板迂腐，不知兵法。这样的发展也正说明了整个世界道德素质不可避免、无可奈何的劣化。“兵不厌诈”在今天已经刻入国人的认知深处，古代居然有仁义之师对很多人来说甚至连想象都不可能。

这种劣化还体现在战争烈度的不断上升。“礼战”在春秋时代已经逐步瓦解，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消失无影。战国时期，动辄灭国、坑杀、屠城，而且这些皆是理性驱使的、有目的的行为，一个自诩文明的民族，行事堕落如此实在可叹。长平之战，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这种不义的暴行也足以骇人听闻。当然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在恶行的程度和性质上更有胜之，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人们对这些很熟悉了，这里就不再列举。

春秋时期，虽然诸侯争霸，但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君主渴求贤才，往往以礼待之，也并不十分重视出身和成分，苏秦身挂六国相印堪称美谈。秦一统天下之后，士人就不再有何值得被君主尊重之处了，触怒皇帝直接杀了就是，总会有不甘寂寞的人才可用。更之后的某些极端世代，甚至于士人出身稍有污点，就可以直接当作内奸叛徒处理了事，连理由都可以不用找，自然会有读书人把皇帝的一切行为都合理化。

一个人如何对待生命，是这个人一切道德素质的基础。甚为可惜的是，敬畏生命竟然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对于自诩文明的整个人类来说，实在是可悲可叹，又十分可笑。